第9章 红绒尸骨（1 / 1）

那本相册被缓缓推到我面前，牛皮纸的沙沙声在暴雨的背景音里显得格外干燥、脆薄。

揭开最后那层粗糙的包装，露出来的是一抹令人心惊的猩红。

那是一本大开面的相册，封面包裹着一层厚实的天鹅绒，曾经或许是鲜艳的酒红，但在南洋湿热的空气里浸淫了三十年，如今已经氧化成了某种接近凝固血液的暗褐色。

绒面上没有任何烫金的字样，只有一个个被手指长期摩挲后留下的、倒伏的光斑，像是一块被无数人抚摸过的墓碑。

少爷的手指在那层绒面上停顿了许久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

他没有立刻翻开，像是在确认某种封印是否完好。

空气里那股霉味更重了，混合着相纸特有的银盐气味，像是一扇通往旧地窖的门被突然打开。

第一页翻开，没有预想中的大合照，只有一张单人像。

照片占据了整个版面，黑白颗粒细腻得惊人。

那是一个站在后台化妆镜前的侧影。

镜前灯的强光打在那个人的脸上，将轮廓切割得如同象牙雕塑般锋利。

那人正微微仰着头，手里拿着一支眉笔，眼神却透过镜子的反光，直直地刺向镜头。

那是一种混合了挑衅、自恋与无限期许的眼神，仿佛笃定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等待她的登场而存在的。

那是阿乐。

不是此刻躺在床上那堆枯朽的烂肉，也不是一具需要依靠药物维持人形的皮囊。

照片里的她，皮肤紧致得像是一层上好的绸缎，眼角的线条飞扬跋扈，嘴唇微微张开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吐出什么刻薄又迷人的句子。

她美得甚至带有某种侵略性，那种生命力透过泛黄的相纸扑面而来，烫得人眼眶发热。

“我想给她拍张好的，一直在找光。”少爷的手指轻轻滑过照片边缘，“那天她在试那个《贵妃醉酒》的妆，我刚举起相机，她就看过来了。她说，‘少爷，别拍了，省点胶卷拍拍你的大好河山吧’。我没听，按了快门。”

他顿了顿，指尖停在照片旁边的空白处。那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岁月的黄斑。

“本来这里该有张合照的。”他的声音里没有波澜，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已接受的事实，“那天我也穿了戏服，想跟她凑一对。但她说不吉利。她说两个人要是拍进了同一张相纸里，魂就被锁在一块儿了，将来要是分开，撕照片就是撕魂，太疼。我当时笑她迷信，现在想想，她是怕连累我。她想让我干干净净地来，干干净净地走，别在胶片上留下什么洗不掉的污点。”

翻过一页，那种令人窒息的惊艳感稍稍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庞杂、混乱的众生相。

这本相册像是一个微缩的地下王国，收容了所有被阳光遗弃的幽灵。

“来，阿蓝，看看这帮孤魂野鬼。”

照片背景是那种典型的九十年代歌舞厅，霓虹灯管弯弯曲曲地拼出“大世界”三个汉字，底下是一排穿着戏服的人。

不是那种西式的亮片裙，而是插着靠旗、穿着蟒袍，却露着大腿的怪样子。

“这是十年前，大概九五、九六年的样子。那时候南洋这块地界，邪门得很。内地刚开放没多少年，有钱人跟蝗虫似的往外跑，台湾的、香港的、还有刚富起来的大陆客，一船一船地来芭提雅找乐子。这边的老板精啊，一看是中国客，立马把原来的那些麦当娜、梦露都撤了，说要搞‘中华文化’。文化个屁，就是把京剧、越剧那些行头扒下来，套在人妖身上，唱两句《贵妃醉酒》，再撩个大腿，这就叫文化了。”

少爷点了点照片最中间那个，“你看这个，这个叫‘贵妃’。福建人，偷渡过来的。在老家是唱高甲戏的，正经坐科出身。来了这边，老板让他唱黄色小调，他不肯。老板就饿着他，饿了三天，给了一碗猪脚饭。他吃完饭，抹抹嘴，上台就唱了首《十八摸》。唱得那个好啊，身段那个软啊，把台下几个温州老板看得眼珠子都直了。下了台，他蹲在后门口吐，吐完了跟我要烟抽。他说：‘少爷，我这辈子算是把祖师爷的脸都丢尽了。’我说你活着就行，祖师爷又不给你饭吃。后来他跟了个烂赌鬼，把攒的钱全输光了，最后是在湄南河里捞上来的，泡得像个发面馒头。”

翻过一页，是一张黑白的抓拍。

一个瘦得像猴一样的男孩子，穿着那种老式的两道杠背心，蹲在路边吃一碗汤粉。他脚边放着一个书包，还有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红色高跟鞋。

“这是小林。那年才十六，还在读华校。白天是好学生，戴个眼镜，斯斯文文的。晚上放了学，跑到场子里，把眼镜一摘，高跟鞋一穿，就成了‘林妹妹’。他跟我说，他想攒钱去新加坡读会计，说只要拿到那个什么证，就能去大公司坐写字楼，不用再被人摸屁股了。这孩子省啊，一碗粉都要分两顿吃。那双高跟鞋是他妈留下的遗物，跟都断了，他舍不得买新的，用胶布缠了一圈又一圈。后来呢？呵，后来有个船员看上他了，说带他去新加坡。他高兴坏了，背着书包就跟着走了。结果被人卖到了渔船上，供那帮渔民玩了一年。回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废了。书包没了，高跟鞋也没了。他开始打针，打那种最便宜的激素，把自己催得像个气球。他说：‘少爷，我不学会计了，那账太难算了，还是算算怎么死比较快吧。’死的时候才十九岁，打针打死的，血管硬得针头都扎不进去。”

少爷一边说，一边翻。每一页都是一个人，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。照片越来越多，像是一条流淌着脂粉与泪水的河流。

有一个在后台给孩子喂奶的男人——那是个被遗弃的混血婴儿，他捡回来养，用还没卸掉的长指甲小心翼翼地托着奶瓶，那画面诡异又圣洁，像一尊涂脂抹粉的男观音；有一个在街头卖炒粿条的小贩，妆容精致得像个妖精，手里却熟练地颠着沉重的大铁锅，胳膊上全是热油烫出的疤痕，他用这些疤痕换来了供养家里三个弟弟读书的学费；还有两个躲在后台幕布后面接吻的年轻男孩，一个穿着女装，一个穿着男装，眼神里透着一种末日般的决绝，仿佛这一吻之后就是洪水滔天。

“这个，卖炒粿条的阿财。为了供三个弟弟读书，把自己阉了进宫（进人妖场子）。弟弟们出息了，嫌他脏，不认他。他就在街头炒粉，一边炒一边哭，眼泪掉进锅里，那粉特别咸。”

“这个，‘大姐头’。其实是个男的，但在后台比谁都像妈。捡了个不知道谁扔的野种，天天抱在怀里喂奶粉。那孩子长大了，偷了他的钱跑了，他气得脑溢血，瘫在床上，还得靠阿乐那帮老伙计轮流去给他翻身。”

少爷的手指略过了刚才那几页，翻到了一张黑乎乎的照片。

那是在停电的后台拍的，几根蜡烛的光照着一张涂满了白粉的脸，那张脸正在笑，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，手里还抓着一只死老鼠。

“这是‘疯猫’。本来是个好好的大学生，学建筑的。九七年那会儿，金融风暴，家里破产了，老爹跳了楼。他跑来南洋躲债，结果被人骗进了地下斗兽场。不是那种斗鸡斗狗，是让人跟人打，穿着比基尼打。他打赢了，老板赏他一口饭；打输了，就得去陪那些赢了钱的赌客。他后来疯了，觉得自己是只猫。不上台的时候，他就蹲在房梁上，谁叫都不下来。抓老鼠吃，生吃。他说老鼠肉是甜的，比人肉干净。前年死在下水道里，被人发现的时候，尸体都被真老鼠啃得差不多了。”

少爷的手指停在了一张照片上。那是一张侧影，一个年轻人靠在后台的柱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书。

“这是阿文，文青，喜欢写诗。写的都是些狗屁不通的句子，什么‘我的灵魂是湿的’，‘月亮是烂掉的橘子’。他跟个法国游客谈恋爱，那个法国人说带他去巴黎出版诗集，他信了，把自己攒的钱全给了那法国人，让人家去买机票，结果那法国人拿了钱就消失了。阿文在机场等了三天三夜，回来后把诗稿全烧了。现在在唐人街卖猪肉，杀猪的手法比谁都利索。”

再翻，是一张让人看着心里发毛的照片。

一个男人，胖，很胖，肚子像口锅一样扣在身上。他全身上下挂满了佛牌，脖子上、手腕上，甚至腰带上，叮叮当当挂了几十个。

“‘佛爷’。信佛信魔怔了。他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投错胎、做人妖是遭报应，所以拼命求神拜佛。他养小鬼，供古曼童，每个月赚的钱全拿去买这些泥塑木雕。他跟那些小鬼说话，问它们：‘爸爸下辈子能投个女胎不？’、‘爸爸什么时候能发财？’。后来有一次，后台失火。大家都往外跑，就他往里冲，去抢他那些佛牌。火灭了，人也熟了。手里还死死攥着个被烧焦的古曼童。你说这佛祖要是真有灵，怎么就不拉他一把呢？”

少爷叹了口气，翻到一张彩色的。色彩很艳，是个婚礼现场。

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头纱盖着脸，手里捧着花。旁边的新郎是个只有半截身子的残疾人，坐在轮椅上。

“这是‘小蝴蝶’。咱们这儿最渴望结婚的一个。他每回谈恋爱，都跟人说：‘你要娶我啊，一定要娶我啊。’谈了十几个，没一个成的。最后这个是个越战老兵，两条腿都被炸没了，靠卖私烟过日子。小蝴蝶不嫌弃，说只要是个男人，只要肯给他戴戒指，他就嫁。这场婚礼是我们给办的，就在金粉楼的大堂。那是小蝴蝶这辈子最美的一天。可惜啊，好景不长。那老兵是个变态，没了腿，就在床上折磨人。他拿烟头烫小蝴蝶，拿皮带抽。小蝴蝶忍着，不敢跑，半年之后，小蝴蝶死在床上，是被活活掐死的。那老兵说：‘我不想活了，但我舍不得他，带他一起走。’”

下一页，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出现在我眼前，穿着大人的高跟鞋，抹着鲜红的口红，正对着镜头比划着兰花指。

眼神里透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早熟和妩媚。

“这是‘小九’。是在后台长大的孩子。他妈是个舞女，生下他就跑了。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这帮人妖姐姐们疼他，但也不懂怎么教，就教他怎么化妆，怎么抛媚眼，怎么讨好男人。小九聪明，一学就会。八岁就能上台替人走场。我们都说这孩子废了，这么小就入了道。果然，十二岁那年，他被一个恋童癖的外国老头带走了。那老头给了班主一笔钱，说是带去美国收养。那是收养吗？那是当玩物养。五年后，小九回来了。一个人回来的。带着一身的艾滋病。他才十七岁啊，瘦得像把柴火。他回来找我们，说：‘我想死在家里。’他在后台的角落里躺了三个月，最后烂得连骨头都黑了。”

“还有这个，‘哑巴’。真哑巴，不会说话。但他耳朵好使，会弹琴。什么曲子他听一遍就能弹出来。他在场子里弹钢琴，弹得那个悲啊，能把客人的眼泪都弹出来。有个日本客人看上他的手艺，想带他去日本演出。但他不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守着一个人。守着那个‘贵妃’。贵妃疯的时候，哑巴就给他弹琴听。贵妃死了，哑巴就不弹了。他把钢琴盖子一合，拿锤子把自己的手指头一根根砸断了。他说——他在纸上写的：‘知音死了，留着手也没用。’”

少爷翻过一页，是一张两个人的合影。

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年轻人，穿着一样的衣服，留着一样的发型，甚至连脸上的妆都一样。

“‘双生花’。不是亲兄弟，是在路边捡来的两个孤儿。他们发誓要活成一个人。你吃一口，我也吃一口；你挨一刀，我也给自己划一刀。他们在台上表演‘镜子舞’，那默契，神了。后来，其中一个得了肺结核，死了。活着的那个，就疯了。他开始对着镜子说话，对着空气喂饭。他觉得那个死的还在。他在自己的半边脸上画男妆，半边脸画女妆，说这样他们俩就永远在一起了。最后，他在那个死的忌日，把那面大镜子砸碎，用玻璃片割了喉咙。血流了一地，把那些玻璃片都染红了。”

翻着翻着，少爷的手停了下来。那一页夹着一张硫酸纸。

“接下来的这个，你得仔细看。这是个真角儿，也是个真冤孽。”

揭开那层朦胧的纸，露出一张令人屏息的照片。

那是一个极其俊美的年轻男人。

他没有穿戏服，也没有穿那些暴露的亮片裙。

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，袖口卷到手肘，坐在一张藤椅上。

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扇面上画着几竿墨竹。

他的脸轮廓深邃，却又带着东方的温润，鼻梁挺直，眉眼间自带一段风流态度。

他不需要浓妆艳抹，甚至不需要女性化的修饰，他就坐在那里，身上那种雌雄莫辨的贵气就足以压倒整本相册里的庸脂俗粉。

他看起来不像是流落风尘的戏子，倒像是哪个没落皇族流落民间的世子，像极了那个演溥仪的尊龙，清冷、高贵，却多了一份易碎的凄凉。

“他叫阿笙。不知道哪儿人，他从来不说。他一来，整个芭提雅的场子都震了。不用化妆，往那一坐就是风景。他唱昆曲，嗓子那个亮啊，像冰碴子掉进玉盘里。台下那些暴发户，平时吆五喝六的，他一开口，全老实了。那时候有个山西的煤老板，想出一百万包他一个月。阿笙看都不看一眼，把那老板的名片扔进了痰盂里。”

照片旁边还有个人。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，蹲在阿笙面前，一脸的痴迷。

“这是汉斯。德国医生。来这边做义工的。他在台下听了一场，魂就丢了。他不懂中文，也不懂昆曲，但他懂阿笙。他说阿笙是‘东方的夜莺’，是被困在泥潭里的天使。他天天往后台跑，不送钱，送书，送唱片，送他从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。阿笙一开始不理他，觉得他是贪图身子。后来有一次，阿笙发高烧，烧得人事不省。汉斯衣不解带地守了他三天三夜，给他喂水喂药，还给他读德语诗。阿笙醒了，让汉斯把折扇拿给他，拿给他他又不接，叫汉斯握在手里，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。”

少爷指了指下一张。两人在海边，汉斯在吹口琴，阿笙靠着他，闭着眼听。

“他们好上了，真好。那时候上芭提雅街头一问，不知道神仙眷侣这个词的，都知道他俩。汉斯教阿笙德语，阿笙教汉斯唱戏。那段时间，阿笙脸上的粉都薄了，整个人透着股活气。汉斯说要带他走，回柏林。说那边有最好的剧院，阿笙可以去那儿唱，不用再给这些酒鬼唱。阿笙高兴啊，把积蓄都散了，连那套最宝贝的点翠头面都送给了刚入行的小师弟。他说：‘我要去柏林了，我要干干净净地去，这些东西带着晦气。’”

“船票都买好了。那天早上，阿笙穿得整整齐齐，提着个小箱子去码头。汉斯因为签证手续不一样，得走另一个通道，先上了船。阿笙在后面排队。眼看着就要到关口了，出事了。”

少爷点了根烟，没抽，就让它烧着。

“那个戏班的班主，姓黄，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杂种。阿笙是棵摇钱树，他能放？他早就买通了警察。阿笙刚把护照递过去，警察就从他箱子夹层里搜出一包白粉。栽赃，明摆着的栽赃。但在那时候，这就是死罪，至少也是个无期。”

“阿笙被按在地上，脸贴着水泥地。他拼命抬头看那艘船。船已经开动了，汽笛声呜呜地响。他喊不出声，嘴里全是泥。他只能看着那艘船越来越远，看着汉斯消失在海平线上。他知道，汉斯在船上等他，在香港等他，在柏林等他。但他去不了了。”

“汉斯呢？”我问。

“汉斯发电报回来问，班主让人回信，说阿笙反悔了，跟个有钱人跑了。汉斯不信，要回来找。班主让人给汉斯寄了一张照片，阿笙跟个老男人搂在一起。汉斯绝望了，回了德国。听说后来终身未娶，如今也不知道人在哪里，是死是活。”

“阿笙呢？”

“阿笙被抓回来，关在地下室。班主打他，饿他，还给他打那种给种猪催情的针，把他扔进那种几十块钱一次的低等窑子。阿笙疯了。真疯了。他不接客，见人就咬。后来他开始吞鸦片。只有抽那玩意儿的时候，他才不闹，坐在那儿傻笑，说看见汉斯来接他了，说看见柏林的雪了。”

少爷翻到最后一张。阿笙躺在草席上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怀里抱着把烂扇子。

“这是他走那天。我去送饭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力气大得吓人。他问我：‘少爷，汉斯是不是迷路了？海上海风大，他会不会冷？’我说不会，他在柏林等你呢。阿笙笑了，说：‘那我不去了。我脏了。汉斯爱干净，我有梅毒，有烟瘾，身上还有臭味。我去见他，他该嫌弃了。’”

“当晚，他吞了金。吞的是他早年藏在牙缝里的一颗金牙和汉斯给他的金戒指，他那一嘴好牙全被打烂了，就剩这一颗金的。他把它硬生生拔下来，吞进了肚子里。金子重啊，坠破了肠子。死的时候，血从嘴里往外涌，但他脸上是笑着的。真的，笑着的。那是解脱。我们几个老朋友，给他收了尸”

少爷合上相册，烟灰掉在裤子上，他拍了拍。

“阿蓝，你问我这照片里的人怎么都这么惨？没别的，这就是命。老天爷给你一张好脸，给你一副好嗓子，给你一段好姻缘，就是为了在最后关头，当着你的面，啪叽一下，摔个稀碎。让你听个响。”

我看着那本相册，心里堵得慌。

“那以前的呢？二十年、三十年前，更久远的的那些人呢？”我问。

少爷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凉凉的。

“三十年前？阿蓝，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呢，还有上下集？这地方是个磨盘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磨出来的豆腐渣都是一个味儿。三十年前的人，跟这照片里的人啊，没区别。只不过那时候唱的是《霸王别姬》，后来唱《泰坦尼克号》。那时候吞鸦片，后来打海洛因。那时候想去香港，后来想去柏林。本质上，都是一群被困在笼子里的鸟，撞得头破血流，最后烂在泥地里当肥料，冇区别啦。”

他把相册往我怀里一推。

“拿着吧。我不看了，看多了脑袋疼。这里面没有新鲜事，只有死人，和还没死透的人。”